本次座談會旨在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系統研究闡釋昆侖文化精神內涵，深入發掘昆侖文化時代價值，提升昆侖文化知名度和影響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建設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智慧和力量。

　　座談會上，6位專家作主題發言，從多維度闡釋昆侖文化；90余名與會者就“昆侖文化與中華文明”“昆侖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文旅融合發展”兩個主題展開分組討論。

　　這里刊發部分專家學者的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昆侖神話的現實意義與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互鑒

吉狄馬加

　　昆侖神話的現實意義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互鑒，是我們今天探尋、研究、推廣這一現象級文化的出發點，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這一神話源頭的一般性考證。數千年來，中國歷代王朝都在尋找這個被《山海經》所記錄并留下無數想象空間的區域。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實證的角度看，“昆侖”并非是一座現實的山脈，但它毫無疑問是西部羌戎先民的一次偉大的想象，這不是隱喻，而是“河源昆侖”的精神密碼和象征。這一神話的原始起點，始終指向的是黃河源頭廣闊的區域以及那些被這一神話命名的山脈，或許我們還會尋找下去，但創造這一神話系統的先民卻在高山、峽谷、河源、沙漠和無數的遺址，留下了他們不滅的痕跡。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最重要的是告訴了我們，通過地理方位的分析，古籍中所記載的“昆侖”的方位，就一直存活在想象與現實之間。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古人尋找的源碼，依然是我們今天打開并通向這條隱秘之路的方向。

　　當然，我們不能拘泥于地理和考古的發現，還應該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將昆侖神話的研究與世界創世神話的研究置入于一個整體，古巴比倫神話、古希臘神話、古羅馬神話、古印度神話、古北歐神話、古瑪雅神話以及古日本神話，都是我們進行比較神話研究的對象，今天的文明互鑒，應該從各自的神話源頭，揭示出人類在面對自然和生命本體通過奇幻想象所誕生的絢麗成果，中華民族不朽的作品《山海經》以及具有整體性、系統性的昆侖神話，是我們作為東方古老民族面向世界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我們還要依托中華主體神話昆侖神話，進一步研究中華各民族神話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各民族神話，如何為構建大昆侖神話在精神血脈上的承續，為以昆侖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現實存在，給出學理上充分無可置疑的佐證，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在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昆侖神話或者說更大的昆侖文化永遠不是一個僵化的學術命題，其內容還在不斷地豐富，我們還應該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所形成的新昆侖文化納入這一體系，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化自信，才是具體的、才是可被感知的、才是行動的、才是永遠生機勃勃的。

　　（作者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主任）

昆侖作為虛擬現實：采玉即采藥

葉舒憲

　　換個視角看昆侖：西學東漸以來習慣說的神話昆侖，其實不是哪位作家個人創作，而是全民族整體信仰對象，可喻為華夏文明的“國教”。

　　書寫昆侖的早期文獻，多為兩千多年前戰國時產物，唯有玉石神話信仰是一萬年不曾中斷的精神傳承。玉文化是華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古人為自己生活的世界建構希望的關鍵符號物，即建構虛擬現實世界的首屈一指神圣媒介。

　　依照古人對國土資源的價值認知模型，即《山海經》金玉共生理念，昆侖玉山想象需添加神圣金屬元素。“昆侖銅柱”母題，是漢武帝時期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不是文學創作。《史記》：“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銅柱是漢武帝效法昆侖的虛擬現實建筑。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銅盤玉杯，是鮮活的西漢時代的四重證據，說明古人以銅柱托舉玉杯，為承接天露（瓊漿玉液），作為仙藥飲用。據托名班固《漢武故事》：“上于未央宮以銅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取云表之露，擬和玉屑，服以求仙。”銅柱，并不像當今青海年欽夏格日山頂的單獨存在，而是仙人掌形狀的銅托玉杯組合的構件。尕日塘刻石五大夫翳采藥對象，不一定是植物，很可能是玉露類飲品或玉石本身（玉屑的原料）。因為古人理解的昆侖即玉山。按照《山海經》黃帝吃玉膏的榜樣，可簡言之：采玉即采藥。南越王墓出土五色玉石，是最好證據。

　　本研究表明：按照四重證據法有效恢復歷史原貌，就能為當下青海文旅打開巨大的文創想象空間。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昆侖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文旅融合

相守春

　　為實現昆侖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文旅融合、活在當下、走向大眾，在“創新性發展”的內容筑基階段，我們應堅持以藝術化、可視化的方式重塑昆侖文化表達，而文旅融合正是昆侖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關鍵落地場景。我們應從三個維度推動文化與文旅產業深度結合：

　　一是IP賦能文旅產品。以昆侖神話為核心，梳理出具有高辨識度的核心文化符號，構建完整IP體系并完成商標注冊與版權登記。目前已圍繞IP打造覆蓋“吃、用、穿、賞”的多品類文創矩陣，讓游客在旅行中能帶走“有昆侖記憶”的伴手禮，實現文化消費與旅游體驗的無縫銜接。

　　二是場景融入景區發展。與青海各級景區合作，將昆侖文化元素融入景區導覽、景觀設計、互動體驗中，例如在昆侖文化主導景區打造昆侖神話主題打卡點，讓游客在欣賞自然風光的同時，沉浸式感受昆侖文化的魅力。

　　三是打造文化體驗地標。今年，我們將在西寧核心區域建設首個“地標式打卡+沉浸式體驗”的昆侖文化藝術空間。該空間不僅是展示壁畫、《昆侖圖志》等文化成果的窗口，還計劃設置裝置藝術、文化沙龍、非遺手作等互動項目，形成“文化展示+旅游打卡+消費體驗”的復合場景，成為青海文旅融合的新亮點。

　　（作者系青海九重里物文化藝術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長）

　　賦予昆侖文化新的精神內涵

　　韓子勇

　　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全面梳理、深入研究、準確闡釋昆侖文化體現的“五個共同”的內容。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五個共同”的論斷，在昆侖區域、昆侖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有豐富、突出的體現。全面梳理、深入研究、準確闡釋昆侖文化體現“五個共同”的內容，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宗教觀，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不斷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入梳理、研究、闡釋昆侖文化體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多元一體”“交往交流交融”“向內凝聚”的內容。昆侖文化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就是一部漫長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向內凝聚”，從“多元”走向“一體”的萬年史書。昆侖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容，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深入梳理、研究、闡釋好昆侖文化中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容。

　　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入梳理、研究、闡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各族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業績。在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各族人民開天辟地，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與全國一道大踏步實現小康生活，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過程中，昆侖文化已經和正在發生歷史性改變、出現歷史性進步、完成歷史性飛躍。新時代的昆侖文化，正因精神內涵被重新塑造，彰顯出時代的力量和光彩。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國家文化公園專家咨詢委員會總協調人）

馬家窯彩陶中的昆侖

湯惠生

　　彩陶何以聯系昆侖？彩陶和昆侖，這不僅是青海史前或上古文化中最主要的兩個概念，而且是一枚硬幣之兩面，互為表里。

　　馬家窯彩陶是史前昆侖文化觀念下的文化產品。南美安第斯沙漠地區發現很多古代印第安人在崖壁上制作的吸液管狀的巖刻畫圖案。這些圖案被認為是一種通天圖案，梯子或扉棱狀的設計象征著天上、人間和地下的層級世界，而中間的豎線則象征著世界軸，亦即三界的貫通。這種通天圖案在馬家窯文化的馬廠類型彩陶圖案中也可找到雷同者，根據“相似即相關”的比較原則，二者之間不僅圖案相似，其設計理念或創作思想也雷同，即象征三個世界的貫通或升天。同樣，海貝天生中間一條縫，縫的兩邊是鋸齒狀貝齒（和海貝紋）也是對通天文化觀念的天然表達。

　　如何讓文物活起來？只有當我們能夠探明并還原馬家窯文化彩陶這些文化產品后面的文化思想，這些文物才會有溫度，鮮活起來。如此龐大的文化產品后面一定有一個強大的思想體系才能支撐，而不只是支離破碎的文化觀念，這就是昆侖神話體系。昆侖神話是馬家窯彩陶的聲音，馬家窯彩陶是昆侖神話的圖像，兩者的結合，才能呈現出遠古青海精神文明的聲畫影像，還原出青海遠古文化獨特和完整的敘事。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國際巖畫斷代中心主任）

尕日塘秦刻石的價值與意義

侯光良

　　青海扎陵湖北岸發現的尕日塘秦刻石，記載了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率方士赴昆侖山采藥的歷史事件。該石刻的發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與意義。

　　首先，尕日塘秦刻石所記內容未見于各類傳世文獻，補史之缺，還改寫傳統的早期地理認知。石刻指出“昆侖”即今東昆侖山脈黃河源區一帶，符合《山海經》中記載的“河出昆侖”。該石刻屹立在黃河源扎陵湖一帶，直接證明早在秦代中原先民已經開展對青藏高原腹地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源頭的探索，突破了傳統文獻中對西部地理的模糊描述。

　　其次，尕日塘秦刻石發現點在扎陵湖北岸，而五大夫翳一行直接受命于秦始皇，從而將雪域高原的扎陵湖與關中盆地的咸陽聯系起來，石刻中“車到此”的記載，結合高原巖畫中的車輛圖像及諾木洪遺址出土車輪，證明秦代車輛在高原環境中行駛是可行的，并將唐蕃古道的歷史大幅前推，改寫了西部交通的歷史。石刻記載采藥隊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公元前210年3月24日左右）抵達扎陵湖，并計劃此后在河源一帶采藥，體現了對高寒環境的深刻認知，也反映出其行動具有較高的計劃性和緊迫性，符合秦始皇三十七年前后秦始皇所面臨的個人健康危機及歷史背景。

　　再次，尕日塘秦刻石不僅是秦代政治、文化與科技實力的實物證據，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重要見證，對理解早期中國的疆域觀念、民族融合與人地關系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對青海省樹立文化自信、促進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文化建設，以及推動黃河源區的研學與文旅融合發展有積極作用。

　　當然，對石刻的研究才剛剛開始，這一研究勢必要融合考古、歷史、書法篆刻、地理、生態、歷法等多學科，相信也將積極推動秦史、昆侖文化、高原交通、民族關系等領域的研究。

　　（作者系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

河源昆侖建構與昆侖文化發展

趙宗福

　　地處河源的昆侖山作為中華民族的根脈原鄉、精神象征和文化情結，自古以來人們就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尋著現實昆侖之所在，形成了一部河源昆侖“發現”史。面對新發現的河源昆侖現實與神話傳說河源昆侖的差異，以及多地昆侖相互抵觸的說法，古人采用山水一體的文化涵構策略，以河源及河水為紐帶，疏通協調、網絡整合，把不同時空發現的昆侖融通起來，通過歷史文化脈絡與物理空間結構的雙重協調，構擬出了近乎現代考察的“大昆侖”，充分顯示了中國人不凡的文化智慧。

　　長時段的歷史眼光看，昆侖文化經過了生成建構、解構研究、重構再塑的漫長路程。建構是指創造和構建昆侖文化的過程，時間段上大致從上古到漢魏晉，也包括之后對昆侖內容的不斷添加和整合。解構則是對昆侖現象進行拆解研究的過程，大致上從明清到現當代，對昆侖文化從不同方面進行深入的探究，以求真相與發展規律。重構則是在解構的基礎上進行重新整合和創新的過程，時間段上可追溯到清代，主要表現在當代正式提出昆侖文化，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熱潮的過程。

　　如何重構新時代的昆侖文化，再塑昆侖精神，服務于國家文化戰略，實現中華文化復興，這是一個宏大命題，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一是現代性的時代文化再塑，包括賦予時代的文化稟賦，要有大文化的視野，需要多學科的合力；二是堅持文化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處理好文化與自然、傳承與創新、發展與保護“三個關系”；三是要有科學詮釋與發現的意識，重視學理性的學術研究，重視科學系統的文獻梳理，重視在田野中發現。王國維曾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縱覽河源昆侖文化發展史，新的發現起著重要的催化功能，學理研究、文獻梳理、田野發現是重構昆侖文化的三個重要基礎。

　　（作者系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教授）

從尕日塘秦刻石看昆侖地望的歷史邏輯

巫新華

　　昆侖，核心詞義為“天”，主要功能是“通天”。昆侖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天下”等觀念的特形表達。昆侖文化起始時間與中華文化起源同步，始于“觀象授時”，可上溯至距今1萬年前后。

　　學者認為，昆侖形態為圓形，模擬太陽運行軌跡。上升為文化思想，“昆侖”主天道來復，是天地、乾坤、陰陽循環往復的交換點，體現著天道“圜”圓觀念。《爾雅》所謂“三成為昆侖丘”，即是三個同心圓形狀，與祭天天壇相同。此外，祭天、通天禮器，也多以圓形為天之象征。比如玉環、玉璧、玉琮等。

　　史前，昆侖文化遍及中華大地，不局限于一域一山。距今5000年前后，中華文明誕生，昆侖文化的“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等思想與五方天下的國家政權代表“中國”理念合一，正式出現代表天下王權與神權的唯一神山——昆侖山。

　　隨著中華文明發展壯大，國家對東西方交流（絲綢之路）的利用，以及先民對河源的追溯，昆侖山逐步西移，形成昆侖所在即為天下所至觀念。距今3000年前后，周代穆天子西巡昆侖，與帝女西王母相會昆侖并載玉東歸，反映出昆侖已是西部大山脈。

　　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與研究，證明了繼穆天子之后，秦始皇時期追溯河源探索昆侖的實踐。距今2000多年前，漢武帝時期國家經營西域，以于闐南山和玉河為標志確定西域南山為昆侖，可謂是“天下昆侖”的國家詮釋，昆侖成為西部所有大山的泛稱。

　　隨即，漢代進一步確定黃河有兩源，一為玉河水，一為蔥嶺水。西漢末年，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設西海郡。唐代大將李道宗、侯君集西行觀覽河源。元代忽必烈命都實三入吐蕃探尋河源。明太祖派鄧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侖。清代康熙、乾隆兩朝皇帝派欽差大臣考察河源昆侖，編制輿圖，乾隆甚至親自命名回部某山脈為“昆都侖”（滿語“天”之意），開采大玉雕刻“大禹治水”，重申中國傳統之山水信仰，并以之為標志進一步強調西部山川為中國大昆侖區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河出昆侖”神話新解

霍福

　　據考古資料顯示，在距今5500年—4000年，黃河上游和河源地區大致以貴德—日月山為界，存在著馬家窯文化和宗日文化兩個并行但獨立的文化。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西傳的結果，曾被稱作甘肅仰韶文化，這個文化圈的標識符號是“河”，不僅出土魚紋、蛙紋等彩陶，還形成了洪水和治水兩大事件。相比較，昆侖應當是宗日文化圈的標識符號。正史中，巴顏喀拉山、阿尼瑪卿山、昆侖山都曾被稱作昆侖。

　　分析“河出昆侖”神話原型，實則反映了這兩大文化圈的完全融合。距今4000年，齊家文化完全取代了馬家窯文化和宗日文化，黃河上游至河源地區形成了最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態。另據資料，距今3500年，青海高原東北部真正進入冷冰期，西部尤其是青海高原的古人因氣候變冷而不斷東遷，又因爭奪生存資源而引發劇烈的文化沖突，當他們融進華夏民族后，昆侖便成了祖源意識，并伴隨人口遷徙不斷擴布到神州大地，甚至越南等地。

　　總之，將“河出昆侖”神話與黃河地理文化相對照，這則神話反映了以今青海日月山、黃河貴德段以西的宗日文化（昆侖文化圈），與以東的馬家窯文化（黃河文化圈）從獨立發展到完全融合為一的神話敘事，實際上是古代西部羌人融入華夏族的歷史事實，彰顯著黃河文明早期形成過程中的空間地理路徑，承載著中華文化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文化特性。

　　（作者系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青海日報）